文｜刘小玲

那个牛郎织女的故事，当然是母亲告诉女儿的。

每当风清月朗之夜，我们在天阶铺一张肇庆草席，姐妹们团在席上如乘一羽兰舟，缥缥缈缈，仿佛星河渐近。那时候夜凉如水。那时候母亲在身边摇一柄葵扇。轻轻地摇，轻轻摇出了一个美丽的故事。

那年我七岁，母亲说：“今年你可以‘拜七姐’过乞巧节了。”从此，混沌的心灵便有了一份期盼、一份向往。

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紫檀木边架绣七夕图围屏（局部）。

踏进农历六月，西关小巷的窗台上、屋檐下，蓦地冒出一丛丛青翠。大人们说，这是禾秧，乞巧节“拜七姐”用的供品。拜过七姐后再在阳光下晒干，日后谁家小孩发高热可以用来熬汤，喝了马上就会痊愈，因为七仙女最喜欢小孩子。

我也用小碟儿育了一小撮谷粒，怀着十二分虔诚十二分温柔，精心侍弄着它们。太阳出来时，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举上窗台，去迎接阳光；待到晚上我又把它们移向月下，去承受夜露。绿色的禾苗一天天茁长，我心中也有一种情感在滋生。

禾苗正绿的日子，西关女孩们都像农人般进入了一年中的大忙季节。奶奶们、母亲们会拿出收藏多日的彩布片，教我们做女红。缝一对小枕头，绣一张小床单，制两双小拖鞋。还要用各种硬纸片做家具——床、柜、桌、椅，一件都不能少。待到七月初七晚上，摆在供桌上向星空礼拜，让善良美丽的七仙女在天上浏览人间女儿的巧思，评判谁家女儿最聪慧、最灵秀。

为了迎接这个女儿的节日，母亲打开她那个陪嫁的樟木箱，拿出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彩布，原来她早就为女儿准备好了一切。她让我家那位终生未嫁的二姑婆教我们姐妹们做针线。

盛夏午后的阳光把麻石板路染成一条金色的小河，蝉姐在巷尾那棵叫不出名的树上叫。

“河”的两岸各家各户门口疏疏落落坐着飞针走线的女子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可以想见，让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女孩坐在小板凳上，去缝一个复杂的荷叶花边枕头，其中有多少无奈多少烦躁。

“做针线时不要东张西望！”二姑婆放下手中的活儿，严厉地望了我一眼。

“二姑婆，为什么‘拜七姐’做针线的全都是女孩子和姑婆们，没有其他人？”“因为我们这些姑婆都是女儿身，只有女儿身的人才可以‘拜七姐’。”二姑婆口气里有了一份从未有过的自豪。

这乞巧节原本就是女儿家的节日，难怪前几天小巷里“梳起”不嫁人的姑姑们都集中到我家。她们都新洗了头发，排着队让二姑婆用一条白线绞面。佛山人彩姑和顺德人嫦姑还各自拿了一幅香云纱衣料，商量着裁新衣。那份喜悦如春风般，抹亮了她们满是皱纹的脸颊。

七夕终于来临了。我一大早便穿上母亲准备好的节日盛装，和妹妹们、邻里的女孩子们手拉着手去下九路的“三凤”化妆品商店。每年的那一天，“三凤”门口会吊一个特大香水壶，一整天喷洒香水，让过路的女子享用。我们沐浴在这一片浓郁的芬风芳雾里，如在闪闪星河畔藏云弄月，如被温柔紧紧拥抱。

我们匆匆吃过晚饭，把八仙桌抬到西关古老大屋一个叫“当天”的位置，桌上摆满女儿们精心创作的工艺品。然后，姑娘们更衣净手，在母亲的指挥下，上茶焚香。当一缕缕心香随风袅袅升起，乞巧节“拜七姐”的活动便拉开了序幕。

那一年，我记得自己用火柴匣子造了一套西式家具，大衣柜、长短沙发和西式大床，统一用薄薄的白绫裹着。床罩、枕头、台布是天蓝底小白花的棉布，清丽中显出一份独特的典雅。摆供的花篮也是自己做的，全是银色和天蓝色的玫瑰花。因为构思新颖，把小巷的男女老幼都吸引了过来。

清晨起床，二姑婆迫不及待地问我：“昨晚许了什么愿？”

“什么许愿？”我满脸惶惑。

“嘿！真是傻女，连许愿也不懂。”二姑婆一脸的遗憾和惋惜。

又一个星月交辉的夜晚，我依偎在母亲身旁，轻轻地把七夕晚上的一切告诉她。母亲说：“难道你真的没有许愿么？唉，都怪我没有告诉你。”

“一定要许愿的么？那小时候你许了什么愿？”我向母亲怀里使劲地拱了拱。

母亲垂下眼睑，小声地说：“很多女孩都希望七仙女成全她们，长大找个如意郎君。”

我终于明白了，七仙女为什么要降福于青绿的禾苗，因为她思念勤劳的牛郎和那一双失去母爱的儿女，于是遍福于天下穑稼与天下稚子。我似乎明白了少女为什么把乞巧的针线看得这般神圣，因为工于纺织的七仙女是中国妇女的偶像。而为什么七月七日有那么多浪漫，因为这是一个忠贞不渝的日子。

（作者系一级作家、资深民俗专家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