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舍先生是北京旗人，满族，生于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（公元1899年2月3日）酉时。老舍的父亲舒永寿，住在北京西直门附近的小羊圈胡同，每天天不亮的时候要到皇城里去当差，负责巡逻和守卫皇城。他有一个“腰牌”，相当于今天进城的通行证。用一块小木头牌挂在腰上，上面写着“面黄无须”四个字，这是他的面貌特征，那时候没有照片。

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，是1900年八九月份，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了西安，但是守城的士兵们并不知道，他们还在做殊死的抵抗，坚守在北京城墙的各个城门上。

1927年摄于英国伦敦中国使馆，后排右一为老舍，这应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一张老舍佩戴眼镜的照片。

舒永寿就镇守在北京的前门上。前门是北京城的南大门，叫正阳门，在城的中轴线上，背后就是天安门和皇宫。正阳门有瓮城，正前方是箭楼，是突向正前方的最前线。舒永寿的防守阵地就在这里，并在此处阵亡。

老舍的母亲得到的抚恤金实际上是一个护军减半的钱粮，而且此时国运不济，已不能按时发放，拿到手的也是成色不足的银子，抚恤金大打折扣。母亲的负担很重，除了刚一岁的小儿子之外，她还有两位未出阁的女儿和另一个年满八岁的儿子，还有一位大姑子跟他们同住。母亲只能靠替别人洗衣服、补衣服、做活计来维持生计。在老舍的记忆里，母亲的双手永远是红肿的，表皮极粗糙。

1931年2月20日摄于济南，赠胡絜青，是老舍与胡絜青确定恋爱关系后所赠第一张照片。写有“絜青爱存”字样，是舒胡二人爱情的有力见证。落款标注的日期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征。

老舍的母亲奶水不足，他是靠吃“糕干”长大的，他常常开玩笑说，以致后来他长大了始终是“一脑袋的糨子”。老舍到三岁都不会说话，大人们很为这个瘦弱的孩子担心。他甚至到三岁也不会走路，一个人坐在炕上，一声不响，很乖。

这样，熬到老舍七岁，按常规，他应该上学了。恰在此时，小胡同里有了大动静，前呼后拥地来了一位贵人，来找母亲，说是有事相商。来的这位叫刘寿绵，是个黄带子，就是满族的贵族，祖上地位显赫，三代单传，到他这一代，家产中光房产一项，可以相当于西直门大街的半条街。这位公子哥比老舍母亲年轻一些，管她叫“大姐”。老舍的曾祖母曾经服侍过刘家祖上的女主人，还陪同刘家到过云南，所以后代一直保持着一些联系，虽并不密切，但毕竟没有完全忘记。刘寿绵过着绫罗绸缎珍馐美味的生活，但他人并不坏，心眼好，很爱做善事，在街面上有“刘善人”的美称。他有一位女娃娃，和老舍同岁。女娃娃该上学了，他便忽然想起舒家也有一个小男孩该上学了，便前来相助，进门就高声大叫：“大姐，我来带您的小孩上学去！”他告诉母亲，一切都不用她操心，他会送来课本，会送来做服装的布料，会带着孩子去学校。原来他办了一间私塾，请了老师，有专门的地方，给自己的孩子和朋友的孩子上课。

就这样，老舍意外地进了学校，走上了一条成为知识分子的路。

1934年，老舍夫妇与长女舒济，摄于济南。

离开私塾之后，老舍又连续上过两个正规小学，最后毕业于位于西直门南草厂的京师第十三小学的高等小学校。考上了位于祖家街的北京第三中学。在北京三中上了一学期初一的课程，突然看见报上有北京师范学校招生的广告。

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件新鲜事，其目的是培养新型的小学师资，课程设置完全是效仿日本的师范中等学校，也就是说，除了国文还有古典的汉语之外，其他一切课程都是参考西洋和东洋的教材，一句话，师范就是洋学堂。

1952年秋，老舍家丹柿小院菊花盛开，这是他和夫人一起精心培育的菊花，每年秋季菊花开放时，老舍常会邀请一众朋友来家中做客赏花。

最打动老舍的是，师范学校的一切都是免费的，全部公费，由国家包起来，管吃管住管穿管学费管分配，正像老百姓所说：“师范师范白吃饭。”

招生50名。消息传出，一下子报名了1000余人，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。老舍没跟母亲商量就报了名，考了试。到发榜的时候，他榜上有名，这个时候，他才对母亲说他考上了北京师范。他和母亲都很高兴，他高兴的是，他可以继续上学了，可以继续念书，可以不离开学校了；母亲高兴的是，终于可以不再为儿子的学费而发愁了。

这时是1913年的年初，他搬到学校去住宿，这一年，他刚满14岁。

入到班里，他才发现，班上的同学大多是河北各地的孩子，口音都很重，真正的北京孩子倒很少，原因是乡间的孩子功课扎实，成绩较好，人又都本分老实。

1958年7月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藏照片。北京人艺后台，老舍与梅兰芳、苏联戏剧家彼得罗夫就自己的新戏《茶馆》交谈。《茶馆》的问世，从一开始就具有民族性和国际化视野，也因而能够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经典之作。

老舍在校时，北京师范学校的校长先后有两位，方还先生和陆鋆（yún）先生，都是大教育家。他们爱学生如亲子，老舍受他们的影响很大。

五年之后，老舍以第五名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，直接分配到京师第十七高等及国民小学去当校长，那一年他19岁。他对母亲说：“您现在可以歇一歇了。”母亲的回答是一串一串的眼泪。

从1924年到1949年底，老舍一直不在北京，一别就是25年。在这25年里，老舍在英国住了五年，在新加坡住了半年，在济南住了四年，在青岛住了三年，在武汉住了一年，在重庆和北碚住了七年半，在美国住了三年半。在这25年里老舍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作家，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教授。

摄于1964年，在家中侍弄花草的老舍。

老舍到英国之后，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，教英国人说“官话”和念“四书”，任期五年。住了不到半年，他拿起笔，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。手稿寄给上海《小说月报》，由1926年第七号开始刊登，一气连载半年。第1期上署名“舒庆春”，由第2期起改署“老舍”。从此，老舍的名字便和流畅的白话文，生动的人物形象，深刻的讽刺，使文坛耳目一新。一年之后，《老张的哲学》合印成单行本，销路很好。

继《老张的哲学》之后，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《赵子曰》和《二马》。尽管老舍不怎么喜欢英国人和英国社会，但是他得感谢那幽静的图书馆。隔了好多年，老舍还在感慨：“哼，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，再在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！”

1930年夏，老舍应聘到山东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。

山东时期是老舍的大丰收期，在老舍的创作生活中占据极重要的位置。在这个时期中老舍平均每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，平均每月创作一篇短篇小说。

在济南，老舍一家人住在南新街58号，这是他利用暑期写作《猫城记》《牛天赐传》《离婚》的地方。在青岛，老舍一家人先在原莱芜二路现登州路住过一个短时期，后来在金口三路2号住了一年多，又在黄县路12号住了一年多。在黄县路居住期间老舍辞去了山东大学的教学职务，正式成为职业作家，并完成了他的名篇《骆驼祥子》。

（摘自《爸爸老舍》，北京出版社2023年出版）